2002 年時我度過了四十歲生日，那年我出版了回顧自已來時路的散文集─『我的天才夢』。到了 2003 年出版完採訪教育議題的『危險心靈』後，我發現某種心灰意冷的感覺正在醞釀中。寫完『危險心靈』時，台灣正流行 SARS ，整個台灣彷彿就要沈淪了。不曉得為什麼，那種末日式的夢魘，竟強烈地呼應著我內在的某種荒蕪。
像我這種在七０年代度過青少年的五年級世代，和台灣的親密關係其實是很特別的。那時候，我們在長大，台灣也在長大。不管是身高、體重，知識、事業，甚至是民主、自由、進步、繁榮……都用一種驚人的面貌，每天在變化。儘管那時候很多事物都還匱乏，可是我們和台灣充滿了希望與生命力，彷彿所有的不義、不公都可以改變，所有的美好都可以實現，所有的努力，都會有所許應…… |
可是這些事情，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，似乎全部都停滯了。那些我們曾有的想像，理想實現之後，化為愈來愈多的八卦、族群對抗，口水戰，口是心非的教育體系，政治人物，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……那種原地踏步的感覺讓每個人都感到無奈。我開始懷疑莫非『變老』就是這種感覺？我不知道是我內在的荒蕪延伸到了我對台灣觀感，或是台灣外在的亂象觸動了我內心的荒蕪。到底是我變老了，台灣變老了，抑或我們就將一起老去？
2004 年大選，大選完之後是藍綠抗爭。我在電視螢幕上驚訝地看到了『危險心靈』小說最後的大抗爭，在台灣街頭變成了真實。忽然覺得當我曾經相信的理想變成了這個樣子時，任何的自我安慰、解釋似乎都是多餘。我開始懷疑，如果開始一些曾經說服我的許多熱情我都不再相信，我還能寫出什麼來說別人呢？我甚至有種停筆的打算，只覺得說得愈多，無非只是愈增加混亂罷了。
我的心情像是英瑪柏格曼的電影『假面』裡的女主角一樣，一個話劇演員，有一天忽然不想再說話了。我大學時代看第一次看『假面』時無法體會那樣的心情， 2003 年我讓『危險心靈』裡的小傑最後不再說話。到了 2004 年，我發現那已經變成了我最真實的心情與渴望了。 我大概是在那樣的心情之下，在 2004 年的夏天展開了一場環島旅行。那似乎是這幾年間唯一沒有出國的一年。我和雅麗開著汽車，用一種不確定會怎麼走，不確定會停在哪裡，不確定走到哪一天結束的方式，展開了那次的環島旅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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